南宁桃源路曾是民国广西军政要员的官邸区

今天的桃源路是南宁市内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西起中山路与江北大道交汇处，接桃源大桥，东至双拥路、白沙大桥引桥，全长1855米，宽40米，路上车流不息，两侧高楼林立。过往的行人不会想到，这条路的西头在上世纪30年代曾是广西军政要员的官邸区。黄绍竑的“小果园公馆”、黄旭初的“耕花别墅”、叶琪的小洋房以及神秘的“建庐”和“宜园”，彼时桃园之中、荷塘之畔的一幢幢小洋楼正上演着一幕幕历史活剧……

上世纪30年代初，新桂系主政广西时期，由于南宁老城内地方局狭、各厅署位置分散，难以满足机关合署办公需要，当局乃择定南门外商埠之南兴建省政府合署办公区，周围亦大兴土木，建设了军医院、印刷厂、自来水厂、播音台、气象所、中山公园、跑马场等设施，连同过去商埠内的码头、海关、商行等建筑，俨然成为南宁最现代化的一片新城区，用以展现新桂系励精图治下的“新广西”面貌。

紧邻新区的桃源路本为桃园坊、洗脚塘，路西头原是种植荷花的莲藕塘，1932年填平坑塘，修筑马路，因沿途多桃园，故命名桃源路。这条路最初仅从中山路至植物路口，向东是两个出产优质沙梨的大果园——丰和园（今桃源路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分行一带）与葛家园（今七星路区委大院一带），再往东可达津头村，四下一派田园风光。

果园藕塘的美景令人流连，引来省主席黄绍竑、俞作柏等在此修造别墅。1933年省政府迁至合署新区后，原本寓居城内的军政要员如黄旭初等亦纷纷在新区周边设置官邸。桃源路一带因地处新老城区交界、位置适中，兼具好风光，故而备受青睐，一跃成为广西军政要员的官邸区。彼时果园边的一幢幢小洋楼不仅是要人居所，也是众多历史事件的现场。

▲桃源路官邸区位置示意图（左：1935年南宁地图；右：现时南宁卫星地图）

黄绍竑“小果园公馆”

新桂系前三杰之一的黄绍竑在任广西省主席时曾于果园设一别墅，供他与妻儿享受田园之乐，桂系旧人程思远在回忆录中称之为“小果园公馆”或“果园小屋”。1930年11月1日，经历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后东山再起、重返南宁的三杰——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曾于此间欢宴，一则庆贺胜利，一则为黄绍竑祝寿。纵观新桂系发迹史，曾有过两次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三杰宴会，皆发生在南宁。一次是1924年6月，李宗仁所率定桂军与黄绍竑、白崇禧所率讨贼军合作攻占南宁后，为处理双方激烈的人事摩擦问题，于城内谭浩明公馆（今中华大戏院）摆宴，席间决议两军合为定桂讨贼联军、统一号令，阻止了一场潜在的分裂，奠定了新桂系的班底，是为旧桂系与新桂系的交替点；另一次便是小果园公馆之宴，是为前三杰向后三杰的过渡点，黄绍竑后来对此回忆说：

“南宁解围之后，滇军退出桂境，粤军亦退出贵县以下，南宁终于恢复了他原来省会的重要地位。一切军事政治的重心，迅速的转移到那里去。我与李德邻亦由柳州回到南宁，在我的果园旧寓内，渡过了我三十七岁的生日。他们很热烈为我祝寿，胜利的情绪，与诚挚的友谊，都融和在杯酒里，使大家沉醉。不久，我提出决心离开广西的意思，这时他们也不再劝阻。在临行之前，和各重要干部还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希望我出省以后，仍为团体努力，务使团体的精神，永生而不断的发展。……这是一幕团体政见于私人友情矛盾冲突的表演，最后终于得到善美的结果。在这一段内战史中，可算一个特别的镜头了。”

▲黄绍竑、蔡凤珍夫妇与子女在一起

▲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参加广西第二届运动大会与省立女三师选手韦洁华比赛时留影

▲蒋桂战争期间，黄绍竑（右）与张发奎在一起

▲新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右）就职之日，蒋介石（左）亲由奉化至杭州参加典礼，图为蒋由钱江第一码头登岸情形。

▲浙江省主席任上的黄绍竑（后排左二）及家人，黄氏赴宁投蒋后曾任内政部长、湖北省主席、浙江省主席等职。

黄氏厌倦了内战，在获得李、白谅解后离桂投蒋，桂系团体则继续与蒋明争暗斗。据程思远撰文回忆，1934年1月9日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叶琪及王公度、程思远等曾于“南门外黄绍竑的果园小屋”开会，商讨广西因应福建事变的对策。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后，多次派使者到南宁求援，广东的胡汉民亦派代表鼓动李、白反蒋。桂系吸取了前次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失败的教训，持审慎观望态度，不敢轻举妄动，只由李宗仁与胡汉民、陈济棠代表桂粤双方联署通电指责宁方滥杀无辜的罪行。转年1月8日李济深亲信再由福州来电催促广西发动支援，李、白于是召集了这次果园小屋会议。

“会商结果，认为限于时间及地理环境，此时无论广西采取什么行动，都不能对闽有助了。乃由李、白于即日（即九日）电蔡廷锴，建议他集结军力，固守闽西南若干据点，依靠广东为后方，待机发展。李、白并在电中指陈：‘回顾一九三〇年秋吾人被困柳州，三面受敌，内外交困，危机严重，不减闽局当前处境，卒因坚持不屈，终于转败为胜。往事不遥，可资参照。’但蔡贤初由于军心涣散，卒不能实行李、白的建议。到一月中，福建人民政府便以土崩瓦解而告终。” （程思远《我的回忆》）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流亡香港的李济深

▲1934年12月，李济深偕夫人游南宁西园（系建筑商甄仁甫的私家园林，即解放后的西园饭店，今为华润西园悦府）。

黄绍竑的果园旧寓今已荡然无存，其准确位置和建筑样式难以考证。从程思远文中提到的“南门外果园小屋”推断，应距南门（今中山南环路口）不远，当在今天七星路西段至桃源路西头的一片区域内；且处于果园中，很可能是新民路1号大院里的某个位置，那一带过去是沙梨园，现今仍有高干别墅；“小屋”则说明其建筑体量不大，约摸是幢一层楼的小房子。

▲黄绍竑的“小果园公馆”可能位于现今新民路1号大院一带

黄旭初“耕花别墅”

继黄绍竑之后跻身桂系三杰的黄旭初连任广西省主席长达19年，其人在中山桃源路口处有一幢公馆，与过去旧桂系首领陆荣廷修建的陆氏总宗祠（此时已改做平旦中学）相邻，距省政府新址不远，上下班可步行往返。精熟南宁掌故的邑贤梁上燕在《黄人光逸史》中提及该公馆原是黄旭初的老父黄人光经营的产业，称为“耕花别墅”，当初黄家入住新屋时还有过一段逸事：

“黄人光在桃源路西段经营的‘耕花别墅’用作公馆了，把安置在五花岭的‘黄氏一派宗亲’神主，隆重地搬去‘耕花别墅’。搬迁的时候，黄人光、黄旭初两人都各拿着一个红布包，没有坐汽车，从今时的民主路口与兴宁路西端的十字东西旧县署，一直步行到桃源路，时间正是早上公务员去上班之时。公务员们见黄主席走过来都免不了要行礼，而这个黄主席本来是用手拿包包的，如今只好夹在左腋下，又要夹包包，又要举手答礼，忙得不亦乐乎。”

▲黄旭初与儿子黄武良

▲黄旭初与夫人宋绿蕉

▲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南宁植物路省政府办公

▲徐悲鸿油画《广西三杰》中的李宗仁（中）、白崇禧（左）和黄旭初（右）

▲广西女界领袖，李、白、黄的夫人——郭德洁（中）、马佩璋（右）和宋绿蕉（左）

黄家在此公馆一直居住到1936年11月全面抗战前夕省府迁往桂林。1949年11月解放前夜，战局吃紧，桂系政权逃迁南宁，一时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代总统府”、“桂林绥靖公署”、“广西省政府”麇集城内。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大员住进民生路的旧总部（今新朝阳商业广场），黄旭初则单独住在民生路广西银行楼上（今民生路邮政局），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最后日子里，黄氏恐怕已无暇顾及他在城中的产业了。

据时任南宁警察局长的唐超寰回忆，省府迁到南宁后，黄旭初即在广西银行会议厅召开了南宁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仍想维护残局，结果却是他连自己的省主席权位也没护住。大约11月24日、25日左右，唐超寰陪同白崇禧在城内散心，在中山公园溜了一转后，白氏邀他们同往黄旭初那里吃饭。饭后白与黄单独谈话，唐超寰在外边喝茶时隐约听到白在里边大发雷霆，训斥黄道：“就是你们纵容不报！……”、“广西就是你们搞糟的！……”。未几，行政院会议通过李品仙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调任华中军政副长官。黄此时的心境或可从唐超寰的回忆中窥知一二：

“十一月下旬，省府秘书长黄中廑打电话通知，说省主席辞职已经批准。我即到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见到黄旭初。他笑着告诉我，他没有辞职，是‘中央’来电说他辞职照准，以鹤公（即李品仙，字鹤龄）接任。他说，这样也好，在这个时候能摆脱责任是好的，可以休息了。黄旭初最后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需要吉普小车一辆。他即刻叫写报告，批给了吉普新小车一辆。……第二天我再到省府去，只见秘书处主任王鹏政一人呆在办公室，省府已停止办公，李品仙也未来接任省主席，黄旭初已不来办公，秘书长已飞香港。”

▲1950年代初，白崇禧与李品仙游台北碧潭。

▲晚年的黄旭初（右三）与夫人宋绿蕉

▲1975年黄旭初病逝香港，台当局设灵堂至祭。

1949年12月4日，黄旭初飞离的第二日南宁解放，次年初广西省委从桂林来到南宁。桃源路的黄公馆成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的住地。据当时在机关收发室工作的阎文莉回忆：“1950年1月，省委机关人员到达南宁。开始住在共和路原国民党的乐群社，后来搬到桃源路1号和2号。1号是个大庙，2号是原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公馆。”所谓的“大庙”即是原中山桃源路口的陆氏总宗祠，解放前曾租给中学做校舍，此时是省委办公厅的所在，而省委书记张云逸就住在隔壁2号院的小楼上，办公也在那里，平时给他的文件和信件送到2号院门口的收发室，再由他的秘书来取。

▲张云逸

▲1949年12月，张云逸（前右）南下途中与广西省委副书记何伟合影。

▲1949年12月，张云逸率领省人民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前往南宁途中。

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的郭长安对当时黄公馆内的情形记忆犹新：

“省委书记张云逸同志和夫人、孩子以及秘书、医生住在这个公馆内的一栋比较整齐的二层楼上，张老的警卫班及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则在楼下和各平房内办公、居住。张老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经常走下楼来和同志们谈心，了解工作、生活情况。他到上海养病并调到中央工作后不久，乔晓光同志来广西任省委秘书长，又住进此楼。”

▲1950年，张云逸（右四）在南宁和当地干部共同研究工作。

秘书处管理员孙致敏也追忆到：

“廖秘书、我、王医生和警卫员刘必昌都住在张老宿舍旁边。我总共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两年。……1950年8月10日，是张老58岁生日。这一天，我们在张老家里摆了两桌菜，请了一些他身边的亲友。记得一桌是张老、陈漫远、李天佑、莫文骅、李楚离和廖秘书；另一桌是张老的夫人和大儿子张远之、小儿子‘小广东’、大女儿、保健员王医生和我。生日饭菜虽然简单，但大家心情却很舒畅。饭后，还在院内放了电影。”

▲1950年，张云逸（左一）与夫人韩碧（前排中）、陈漫远（后排右）、莫文骅（后排中）及其妻儿在南宁合影。

1952年省委为解决分散办公问题，在据桃源路不远的沙梨园（即葛家园、丰和园）建成新办公区（今七星路区委大院）。桃源路黄公馆腾空后，于1953年拆除，新建了一幢二层楼的科处级干部宿舍。1984年广西自治区政协搬来这里，拆除旧建筑，建成办公楼，门牌号为桃源路3号；1998年又在原址落成新办公大楼；2013年区政协迁往五象新区，原办公大楼2018年挂牌广西应急管理厅至今。

▲1984年在黄旭初公馆旧址上建成的区政协委员会办公楼

▲1998年在黄旭初公馆旧址上建成的区政协委员会新办公大楼

叶琪公馆

黄旭初公馆向东不远是第四集团军总参谋长叶琪的两层小洋房。叶氏其人短小精悍、头脑聪明、待人诚恳、任事忠诚，深得李、白的信任和倚重，一度是桂系内仅次于李、白、黄的第四号人物。

▲叶琪

▲左起：梁瀚嵩、叶琪、白崇禧、李品仙

▲1933年5月广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开幕典礼纪念合影，第一排左起：吕一夔、马君武、黄旭初、叶琪、王公度。

1935年6月，正当国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呼声日隆，叶氏奉使访问湘鄂川，探测各方对时局的意见，谋求与中央增进谅解。怎料7月初叶氏结束亲善访问、返抵南宁，未及对时局问题详加讨论，就猝然坠马而逝了。黄旭初晚年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意外变故有过详述：

“叶氏回到的第二天是星期六，他料理其他事务，还没到部办公；第三天是星期例假；到第四天七月八日星期一才照常到部工作。我和叶的住所，同在南门外体育场旁桃源路，他家在东端，我家近西端，相距不过百余步，彼此出入时常相遇。我家离省政府很近，我每日往返都是步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城内，和他家相距较远，他平时上班，每晨由马伕从总司令部马厩里牵马去接，马也没有固定他骑哪一匹。八日那天早上六时一刻，他照常乘马离家往总部去，进了南门到兴宁路，马即狂奔，无法制止，到了总部门外，勒不转马头进门，竟一直向东驰去。到达民生路共和路的交叉点，道路成了丁字形，向前直跑受阻，必须转弯，因奔势太骤，叶遂被摔下，受重伤、昏迷、不能说话。距离坠马处数十步便是总司令部军医处，立刻将伤者送到处内施救，经军医聂崇侯等几位检查，知因伤及延髓，所以不能语言。尽力救治到上午九时半，终至群医束手，返魂无术，而溘然长逝了！”

叶琪的英年早逝，令桂系团体损折了一只臂膀，也令其个人丧失了效力抗战的机会，诚可惜也！噩耗传来，白崇禧痛哭失声；李宗仁急从广州赶回南宁；黄旭初通告全省停止娱乐，下半旗致哀一天。广西当局为其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南宁民国日报》接连一个多月用大半个版面刊登“叶公翠微”的丧讯、挽联。7月2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叶琪在北伐中的功绩，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叶的保定军校同学）代表吊丧，附挽联云：“北定中原，忆当年智勇兼雄，屡以神奇成伟绩；西临蜀会，冀此日艰危共济，那堪驰骤失元良”。这幅挽联后来被刻在梧州冰泉冲南蛇岭叶琪墓的石屏上。

▲民国报纸对叶琪逝世的报道

▲南宁各界前往追悼叶琪情形，图角为参加追悼会之李宗仁（中）、白崇禧（右）和黄旭初（左）。

叶琪故去后，其家眷离开南宁“伤心地”，迁居梧州。桃源路叶公馆曾于1940年11月间短暂用作广西学生军机关报《曙光报》的社址，其后用途不详。解放后的1953年，叶公馆所在区域建成省委大饭堂。省委原设“大灶”于桃源路1号（原陆氏总宗祠）院内，大饭堂建成后，干部伙食由原来的“大锅饭”改为任选饭、面、菜制度，食堂实行自负盈亏。省委迁去七星路后，原陆氏总宗祠面向保爱路的大半部分成为广西医疗器械厂，叶琪公馆所在区域成为医疗器械厂职工宿舍至今。

▲叶琪公馆与黄旭初公馆两处旧址相距不远

▲叶琪公馆旧址所在区域今为广西医疗器械厂职工宿舍

建庐

广西建设厅长黄荣华在桃源路建有一座小洋房，以建设之“建”字命名为“建庐”。这里不但房屋陈设雅致，室外还有一个栽种着奇花异草的花园。每当月夜，清风徐来，香气扑鼻，徘徊其间，特别显得清幽。

▲黄荣华

▲1933年5月1日，广西全省第一次行政会议建设组提案审查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前排右三着西装系领带者为建设厅长黄荣华，背景是建设厅（原为陆荣廷公馆，后作乐群社）内的花园。

这幢房子在1931年至1936年间被用作新桂系秘密组织“革命同志会”的本部，因而笼罩着神秘色彩。1930年卷土重来的新桂系自知短时内无法与蒋争雄，决计坚守广西、埋头苦干，以待羽翼丰满，相机再图进取。他们一面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一面谋划设立一个秘密组织，作为巩固团体、防范渗透的工具。

▲李、白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广西一览》，1935年）

这个组织最高层称作“会本部”，实行“会长制”，设正副会长、秘书部、宣传部、组织训练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会本部之下设分部或直属小组，分部下再设小组，每个分部辖五个小组。李、白分任正副会长，拥有最后裁定处决权。吸收会员入会并不以公开职务的地位为标准，主要根据本身条件是否符合要求来决定。如当时省政府秘书长孙仁林、民政厅长雷殷位居要津，资格虽老，都不得参加。可以说，加入这个组织，才算入了桂系团体的核心圈层。每当新会员入会，或个别、或分批在建庐举行宣誓仪式，向李、白任何一人宣誓效忠。

亲历过宣誓仪式的阳叔葆（时任广西省党部书记长）回忆说：

“我于1936年1月经白崇禧介绍加入该会。那时该会会员已增至一百五六十人。……一天晚上，白派人驱车到我寓所，接我到南宁桃源路建庐，说白请我去谈话。到建庐后，有人引导我上三楼一厅中，其时已有人在那里候见。坐了一会，徐梗生来，每人发给会章及誓词各一份。我才知道白约我去，是为了要我加入该会。誓词大意是说要绝对拥护李、白，为其‘效忠效死、终身不渝，如违誓词，神明殛之’等语。监誓人和介绍人我都填上了白崇禧的姓名。誓词填就后，未几，白出来与我们一一握手。我们便在徐梗生的导演下，站成一列，面向李、白挂象，举起右手，宣读誓词。宣读毕，白向我们讲话……”

另一会员陈汉流（时任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政训组主任）也回忆到：

“我们徒步到桃源路，进入一座门口挂‘建庐’两个字的房子里去。当我们进会客室时，已经有三四个人在里面了。一个不相识的人，拿几张表分给我们几个人，一张是入会表，一张是宣誓书。表的内容是填写姓名、年龄、籍贯、家庭经济、社会关系等。宣誓书的大意是：‘誓以至诚，服从领袖，严守秘密，如有违背誓言，甘受极刑’等句。表填好签名后，一会儿，就有人领到礼堂宣誓。礼堂是一间小房，布置得阴阴森森。正面张挂国民党的党旗及孙中山遗像。与我同进礼堂宣誓的有三个人，仿佛记得这三个人是南宁区王心恒、天保区李文雄、龙洲区龙泽应。我们对着那面旗及孙中山像站定后，李宗仁全副武装，踱着方步出现。我们煞有介事地收拢脚跟，喊一声立正。他微微地点一点头，正面朝着我们，紧紧地闭着嘴巴，挺起胸膛，连颈项也鼓起来，木也似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瞪着我们，一变平时的常态。这一切告诉我们，他们是想以神秘严肃的手段吓唬我们，使我们对他的威严不敢侵犯，使我们对他尊敬，使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神圣领袖，俯首帖耳，听他鞭策。司仪主持仪式，鞠躬如也之后，举手宣读誓词。词毕，李宗仁伸一只手给我握一握，摇一摇就礼成了。”

同样被吸收入会的桂系清客万仲文对宣誓效忠颇不以为然，他转引同为“六君子”（徐梗生、刘士衡、胡讷生、万民一、万仲文、朱五建，系张定璠介绍来广西工作的六个高级谋士）之一的刘士衡的调皮刻薄话说李宗仁“望之不似人君”。1935年，万仲文因担任同志会事务性工作而住进建庐，接触桂系高层的机会变多了，他谈及对白崇禧的印象：

“他（指白崇禧）虽然每隔一个或两个星期晚上来建庐开会一次，但他们在楼上开会，我住在楼下，没有参加，只到他们开完会下楼时，我才出来送他们，他向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没有什么谈话。有个晚上，已十点钟了，他下楼来，看见李品仙和王公度两人在那里下围棋，他笑笑说：‘唷，你们又开夜战啦！’我听了觉得他还有点风趣。”

同万仲文一起住在建庐、担任文书工作的何作柏说：

“除了正、副会长和我们经常在这里工作的少数人外，一般的会员要来这里，都要出示秘密卡片，才得放行。就是正、副会长直接指定某些人要来会举行宣誓，事前也亲自打了电话通知我。这里不但电话号码是秘密的，就是各人的姓名也是秘密的，每个人入会都取了一个化名，李宗仁的化名是‘正气’，白崇禧的化名是‘扶义’。革命同志会的化名是‘图书馆’。会本部各单位及分部、小组也各有一个代名词。一切来往文件都用化名代替，以防泄露秘密。”

1936年秋天，广西省会由南宁迁设桂林，会本部也同时迁往桂林，设于依仁路旧藩署内八桂厅左侧。1937年蒋桂握手言和，又值抗战开始，白崇禧入京，李宗仁也赴第五战区，这个组织就无形解散了。

▲李宗仁（右前）、白崇禧（左后）、李品仙（右后）与蒋介石（左前）

神秘的桃源路建庐早已堙没在历史尘埃中，今人只能从前人回忆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其旧址方位的蛛丝马迹。《谢和赓传》称“其后门即今保爱路拐角处”，然而现在的保爱路已无明显的拐角，翻查老地图发现，过去的保爱路是近乎90度调头拐入桃源路的，拐角的位置即今保爱新民路口，拐弯后的一段保爱路被并入了新民路。如此说来，建庐的位置大概就在今天保爱新民路口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宿舍区一带。

▲建庐旧址在今保爱新民路口一带

宜园

相距建庐不远，在桃源路以北、保爱路以东的一片果园里有一处名为“宜园”的地点，是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别墅。1929年6月，俞作柏、李明瑞在“蒋桂战争”中反戈倒桂，被蒋介石认命上台；仅三个月后，又因仓促反蒋而垮台。俞氏避居香港，从此再未踏足广西。

▲俞作柏

▲1929年7月15日，俞作柏（前排右四）、李明瑞（前排左三）在南宁民权路省政府正式就任广西省主席、广西编遣特派员时的合影。

俞氏被逐后，宜园由重掌广西的李、白团体用作招待外宾和贵客的迎宾馆。1930年代，南宁有两处具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招待所，一处是1932年开业的乐群社，在城内共和路，原是旧桂系首领陆荣廷的花园公馆，新桂系时曾作建设厅署，即今共和路118号区工商联大院；另一处便是宜园，其作为迎宾馆专为接待重要人士，不似乐群社平时作为旅店对公众开放，因而更显神秘。地处城郊的宜园景色极佳，曾有来宾咏诗二首，一首云：“南宁到处是清潭，临水桃花红更酣。花落花开春不老，岭南风景胜江南。”夸奖桃源路一带的风景；另一首道：“小楼一角映澄潭，几树柚花香正酣。爱煞宜园风景好，从今端不恋江南。”赞誉宜园佳境。

▲歌咏宜园景色的诗作

▲1930年代，日本人拍摄的“南宁迎宾馆”，地点应是宜园内的荷塘。

宜园接待过不少要人，尤以“两广事变”前后来南宁活动的各派人士为众。1936年夏，蒋介石为一举解决两广问题，从政治、军事双方施压，强迫粤桂就范。广东的陈济棠在蒋咄咄逼人的形势下，邀约广西，共商反蒋，决定先发制人，于6月1日以北上抗日名义举兵，发动了“两广事变”（时称“六一运动”）。谁知粤军尚未出省，事先被蒋收买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便倒戈拥蒋，陈济棠迅速垮台，顿时压力都集中到广西方面。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

“蒋介石亦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广西，却出他意料之外。陆军将领廖磊、夏威却把蒋介石投来的劝降信递交李、白，表示效忠到底。仅有航空学校校长林伟成一人驾机一架飞奔广州。桂系鉴于林伟成逃粤以及广东‘失机’的教训，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长及航空大队长。所有空军系统中非广西籍人员，全部集中到南宁市郊的‘宜园’居住，不准外出……”（袁承法《关于“六一运动”的见闻》）

粤局败亡，李宗仁逃回广西后仍极力顽抗，一面鼓吹北上，一面邀请反蒋大员来桂，共策进行。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刘芦隐、章伯钧、杨东莼等纷至沓来时，照例都在南宁公共体育场（今桃源路西头自治区侨联会所在的低洼地带，起初是一片藕塘，后填平作体育场）举行欢迎大会。每次都由李、白等人致词欢迎，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亦上台演说，慷慨激昂，气氛热烈。一时之间，华盖云集南宁，秣马厉兵，杀气冲天，大有独树一帜坚持到底之概。

▲南宁公共体育场

▲1937年，桂系当局在南宁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抗日救国各领袖大会”时的情景。

当时，来邕的各派人士被安排分居宜园和乐群社。李济深住在宜园，并在那里频繁会见各方代表，包括延安代表云广英。桂系高参刘斐回忆说：“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每天都到宜园去，一去就坐在李济深房里，以便打听各方消息。”各派人士拟组织联合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他们想利用广西“无本起利地大干一场”，而广西却只想利用他们“敲锣打鼓”、壮大声势、增加与蒋谈判的筹码，于是出现了甚为滑稽的一幕：

“宜园的各党派闹着要在广西开府，他们内定李济深当主席……总部召开各党各派各团体的联系会议，到会的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胡鄂公，彭泽湘、刘芦隐，蔡廷锴、张文，邓龙光、李任仁等约六七十人。会议由李济深主持，李宗仁坐在李济深的右手。我记得在宣布开会后，有的在发言，因李济深的眼镜上的螺丝钉脱下来了，李宗仁却拿出小刀在替李济深修理眼镜，会场景象简直不像是讨论开府那样十分严重的问题似的。白崇禧则坐在长会议桌的一端，手拿着一叠电报，一面看电报，一面在电报上写些什么，并且在整个会议时间内，离开会场到外面去了好几次，对开府这样重大的问题，也好像若无其事似的。至于黄旭初、夏威、廖磊、邱昌渭等，在会场上根本是呆若木鸡，一言未发。大约3小时的会议，自李济深宣布开会和讨论议题过程中，争先恐后地发言的，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言的，就是胡鄂公、章伯钧、彭泽湘、刘芦隐这些人。”（刘斐《两广“六·一”事变》）

▲“两广事变”中的桂系人物，左起：潘宜之、黄旭初、白崇禧、刘斐。

最终，蒋因顾虑西北有变，恐对桂用兵旷日持久，转向妥协；桂系也以保全实力为重，属意讲和。当蒋的和谈代表程潜、朱培德、居正飞到南宁与李、白见面时，广西军政人员见和事佬来临，不打仗，免去一番灾难，均喜形于色。唯在邕的各派人士愤愤不满，桂系只好厚赠旅费，权作敷衍。

▲1936年9月2日，和谈代表抵达南宁机场留影，右起：白崇禧、程潜、居正、朱培德、李宗仁、黄旭初。

▲1936年9月2日，程潜、朱培德、居正与李宗仁、白崇禧步出南宁机场。

▲1936年10月10日，陈诚（中）与李宗仁（右）、白崇禧（左）在南宁合影。程、朱、居回广州复命后，蒋对李、白态度还不大相信，又派陈诚飞南宁观察动静。

▲1937年4月1日，新任第五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及其下各将领在参谋总长程潜监督下于桂林宣誓就职。广西自蒋桂战争后与宁方对峙近七年，至此结束，准备共同抗日。

1936年9月，蒋桂暂弃前嫌、握手言和后不久，广西迁省桂林。次年，七七事变爆发，桂军北上参战。南宁在抗战中经历两次沦陷、两次光复。1939年，第一次沦陷期间，日军设总指挥部于旧宜园。

解放后的1953年，桃源路与七星路间的大片果园被划作省委大院，旧宜园亦囊括在内。1957年至1960年间，旧宜园成为广西省委（后改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一家的居所。据《刘建勋陈舜英画传》所述：“刘建勋住的是建国前曾任国民党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旧房子，韦国清住在西北不远处，两家相距仅二三百米。”由于韦国清（时任自治区主席）的住处位置是明确的，即今新民路1号大院中心的一幢二层小楼，从相对方位来看，现在七星路128号区委大院内的车库一带便是昔日风光的宜园所在。

▲刘建勋

▲1959年夏，刘建勋一家在南宁住所前合影。背景中二楼的木栏杆是典型的民国样式。

▲宜园旧址在今区委大院车库一带